侯爵说到这儿停住了，仿佛这些回忆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后他又接着说：“那可怜虫叫作耶勒诺。单单这个姓就可以给你说明我的行为了。想到我的家庭有这样一段可耻的历史，我不由得痛苦万分。靠了这笔家私，我的祖父娶了拿伐兰–朗撒克家的女儿，那是小房的承继人，家业远过于大房。从此以后，我的父亲被认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娶的是葛朗里欧家小房的女儿，便是我的母亲。那家私虽是不义之财，对我们倒是一本万利。因为决意要快快的补赎这桩罪过，我写信到瑞士去，直到把那家新教徒的踪迹访查明白了才安心。我打听到耶勒诺家潦倒不堪，已经搬回法国来了。以后我又发觉，那倒霉的一家的承继人是一个拿破仑部下的骑兵中尉。在我看来，耶勒诺一家的权利是很明白的。要确定时效问题，不是先得控告产业的持有人吗？但为了宗教而亡命的人，教他们向哪个法庭去陈诉呢？他们的法庭是在天上，或是在这里，”侯爵说着，拍了拍心窝，“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们将来对我像我对祖先一样想法。我要传给他们一份没有污点的遗产，一个没有污点的爵徽；我不愿意贵族的品格在我身上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并且以政治观点来说，大革命时代逃亡出去的人既然都要求收回被充公的产业，他们自己怎么还能保留用罪恶的手段抢来的财产？耶勒诺先生母子俩老实得近乎迂执，据他们说来，我还是受他们剥削呢。我花了多少口舌，他们只肯收回路易十四时代的地价。我们把那地价议定为一百一十万法郎，可以陆续支付，不用加利息。为了张罗这笔款子，我必须有个很久的时期不能动用我的收入。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我才如梦初醒，发觉我对太太认识错了。我向她提议离开巴黎，住到外省去；在那儿凭她收入的半数就能过着体体面面的生活，而且可以提早还清那笔债；我把事情告诉她，只是没说得怎么严重。不料她把我当作疯子。我这才发现了她的真性格：她可能问心无愧的赞成我祖父的行为，还会取笑新教徒呢。看她那么冷酷，对孩子们不关痛痒，居然毫无遗憾的让我带走，我不禁害怕起来，决意把我们共同的债还清以后，让她保留她那份财产。她说过她不能因为我发傻而跟着赔钱。既然我的收入不够开销；也没力量供给孩子们的教育费，我就打定主意亲自教育，希望他们成为勇敢的人，名副其实的绅士。我把进款买了公债，因为行市上涨，我还清地价的时期比预算的缩短很多。原来我留出了四千法郎家用以外，每年只能拨六万法郎，要十八年才能拨完；可是最近我把一百十万法郎统统归清了。我很运气，偿还了人家的损失，并没使孩子们吃一点儿亏。先生，这就是我把款子交给耶勒诺太太母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