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许多北方士族，便是撑持过这一段狂风恶浪的险要滩头之掌舵人。他们又如病人身上起死回生的赤血球与活细胞。他们在社会上，本有一种特异地位，一经变乱，他们随着需要，群起团结他们的本宗亲族，以及乡里的附随民众，而形成了许多在经济上可以自给，武力上可以自卫的大集团。当时一个大家族，有包含着几千个小家庭，又组织成几千乃至万人以上的自卫部队的。他们联合宗族，是推本于古代“孝”与“仁”的观念而来；他们保卫乡里，是推本于古代“义”与“忠”的观念而来。原来东汉的“察举制度”，最要的在采取宗族与地方的舆论。在宗族为“孝子”，在乡里为“廉吏”，便有被察举的资格。因此格外养成了当时士族重宗族重地方的观念。但士人的终极目的，是在贡于王朝，献身国家。因此当时士族，虽极重宗族与乡土，也不致专为宗族与乡土着想，而造成一种封建与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