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天地很广阔，大众文化的天地也很广阔，史学和大众文化的结合也必有广阔的天地。今天的史学，今天的大众文化，需要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这将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表现在史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上。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一是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二是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三是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会上。从《春秋》、《左传》起，“诸华”与“诸夷”的历史，就成为古代史家记载的对象与范围。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周边各族都写到了，从而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多民族活动的历史画卷。历史上尽管有所谓华夷之辨，但写多民族的历史确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黄帝、炎帝成为中国文明史的源头，在《史记》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思想传统和历史影响始终没有中断，从十六国到辽、金，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到现今的“多元统一”的民族观、国家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从《左传》记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245]，到辽、金、元统治者主持翻译汉文史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推重“五经”、“十七史”，以及隋唐以下历朝皆尊《魏书》、《北齐书》、《周书》、《辽史》、《金史》等为“正史”，而清朝在修成《明史》的基础上总汇为“二十四史”，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而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