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这份奏折的确让李鸿章感到精神振奋。关于修建铁路，他自己也曾多次盘算过。考察古今国势，李鸿章坚定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几年来，他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开辟洋务并取得一些成效。但此类利国利民之事办得越多，好像他的罪过就愈大。朝廷怨他糜费太多，多次下旨制止。一帮狗屁不通的文武大臣也站出来说三道四，不断上疏西太后表示反对。此时的刘铭传哪能知道李鸿章为此已经受过了许多磨难？但李鸿章也不便讲明。否则就是在刘铭传发热的头上浇了冷水。对于这位老部下的良苦用心，他既然没有办法给予有力支持，至少不要扫他的兴，灭他的一片赤诚之情和报国之心。
李鸿章对这份极具开创精神的奏折的最后命运，已经作出了悲观的判断。但刘铭传却蒙在鼓里，满腔热情地把奏折递了上去。他以为慈禧太后一读奏折，定会欢喜不已，旨准照办哩！他在等待，等待又一个让他施展抱负、显示才华的机遇。
他又一次住进了贤良寺。不久，有关他那份奏折消息一次次传下来了：慈禧太后已将他的奏折诏令诸位大臣讨论。当他还未来得及高兴庆贺一下，内阁学士宋晋的奏折便从紫禁城抄录下来了。宋晋指责刘铭传要求修建铁路的主张纯属异想天开，朝廷需要急办的事很多，哪有多少钱用来修建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