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在被渲染之后造成巨大震荡。所有欧洲人都涌向书店和读书室，为得到最新的消息而吵嚷着。一位德国女士写道：“我好想看到这些重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刊登这些消息的读物。”[2]德国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致欢呼法国的事件。康德和赫尔德等哲学家，克罗卜施托克、荷尔德林和维兰等诗人，得知消息后都欣喜若狂。即使那些更具怀疑精神的人，如歌德和席勒，一开始也是热情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里歇尔和更喜欢冒险的德国人还前往巴黎，亲自考察那里的新自由。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后来成了名人，他就是富裕的普鲁士贵族阿纳卡西斯·克鲁茨，他在1785年离开法国时发誓不再回来，除非巴士底狱陷落。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他正在西西里，随后他急忙回到法国，投身他一直梦想着的民主政治。类似的反响也出现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他们很乐意看到一度被视为各国之中最牢靠的国家被群众起义粉碎，然后全心致力于民族革新。当然，这还不是梦想家期待的全面改革，或者如美国人那样，从一片处女地上重新开始。但这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发生在大陆的思想首都，这就意味着，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即使远在斯德哥尔摩的沙龙和咖啡馆里，人们也在议论来自法国的消息。年轻的瑞典诗人凯尔格伦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告诉我，在历史上，哪怕是在罗马或希腊，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事情吗？听到这个伟大胜利的消息，我像个孩子、像个人那样哭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