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1956年出版了4卷本《管子集校》，这部130万字的古籍整理、校订之巨制，不仅在现时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继续深入古史研究仍有尚待发掘的价值。郭沫若在本书《叙录》中讲到他做这项工作的深意：
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25]
《管子集校》所据《管子》宋、明版本17种，引用校释书目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以下凡42家，并对王先谦《管子集解》稿本中其高足苏舆、陈毅二人所加案语增补“择尤入录”。《叙录》中所谓“前人”云云，主要是指闻一多、许维遹《管子校释》的研究成果。然《集校》不仅比《校释》增加了3倍，而且在对《管子》书的价值的认识上，也远远超出后者。郭沫若“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当然不是出于显示自己的博雅，而是出于对《管子》书在哲学史和经济学说史方面涉及古史研究的重要；可是从客观上评价此书，它确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位史学大师的博学多识和精深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