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第二十三章第六节的讨论，问题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许，原初的启蒙运动的肯定，即其确定的自信是建立在高度理想化的、直接的人之本性观之上的。但是，面对我们关于更暗的深层人类动机的当代后叔本华式的理解，这种肯定能够挺得住吗？在不必付出尼采的代价的情况下，在某个地方是否有把这些看作善的理想化的力量？
或者说，仁慈最终必定被设想为我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它因某种方式是出于我们作为理性的、解放了的现代人的尊严所需要的，而不管领受者的（无）价值？而到如此这般地步，我们将多么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世界？在其中表面上的善行事实上是竞争，甚至是仇恨的表达。
或许也可在这里提出另一个问题。自然主义的肯定是根据在人类本性的健康和力量的完整性的意义上人类本性的看法而定的吗？它推动我们扩大对无可挽回的受伤害者——比如，智残者、那些在毫无尊严的情况下等死的人、带有遗传疾病的胎儿——的帮助吗？或许人们可能判定，这并不推动我们扩大帮助，而这是有利于自然主义的一点；或许不应把精力浪费于这些没有希望的事情上。但是，特丽萨嬷嬷或让·瓦尼埃的经历，似乎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来自基督教精神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