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杜威应邀赴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与他的故乡柏灵顿一样，19世纪末的芝加哥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1880年，芝加哥的人口是50万；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移民大量涌入，到1890年时，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及其子女已占总人口的3/4。伴随着人口中种族构成比例的裂变，贫富两个阶级冲突加剧。贫穷、暴力、政治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种种混乱、动荡、冲突和丑恶，在芝加哥可以说应有尽有。
对社会的改造踌躇满志的杜威，来到芝加哥后第三个月，便与著名女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Jane Adams)及其社会组织——赫尔会所(Hull House)建立了联系，并成为赫尔会所的第一届理事会成员。赫尔会所是芝加哥的一个主要由社会激进改革人士和下层劳动群众集会的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场所。在1894年最后的两个月里，杜威差不多每十天就去赫尔会所就当前的重要社会问题组织群体讨论一次①。此后的近十年的时间里，杜威都是赫尔会所的常客，直至1905年他离开芝加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时。但他与亚当斯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在赫尔会所的经历对杜威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接受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哲学家必须持续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