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以城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在老舍这样的作者更有文化批判的意向）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因而北京之于老舍是乡土又是“异乡”。两种关系都是真实的。两种关系的综合中，才有这特定的“城与人”。不惟老舍，其他京味小说作者也可以认为是一些特殊的北京人，是北京人又非北京人。对于这城，他们认同又不认同。值得考察的，正是这种关系的矛盾性质。知识分子自觉、作家意识，是妨碍任何一种绝无保留的认同的。那种认同意味着取消创作，取消知识者特性。观照与批评态度，使创作成其为创作，使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对于城，无间者不言，描述即有间隙，也赖有间隙。京味小说作者在其中又在其外，亦出亦入，已经是一种够亲密的关系了。再跨进一步，即不免溶解在对象中，终于不言，不能言，至少不再能如此言说。
述说着乡土感的，未见得全无保留，倒是不知道这一种表达法的，更有传统社会的乡土依赖。北京的乡土特性所唤起的乡土感情是因人而异的。更何况使用着相似表达式的，其赋予“乡土”的语义又彼此不同呢!城也就在这诸种关系中存在并借诸讲述、言说以及“无言”呈现自身。有活在并消融于城、与城同体作为城的有机构件的人，也有居住于同时思考着城，也思考估量着自己与城的关系的人，城才是人的城。前一种人使城有人间性格，后一种人则使城得以认识自身，从而这城即不只属于它的居民，而作为文化性格被更多的人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