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
“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31]，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直书”的优良传统是始终保持着的。这是唐代史学极可宝贵的遗产之一。
为什么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这也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直书其事”，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利万人”。如此等等，无不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上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32]春秋时期齐国南史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愚直”；刘允济视财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幾“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而著《史通》[33]；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