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
“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31],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直书”的优良传统是始终保持着的。这是唐代史学极可宝贵的遗产之一。
为什么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这也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直书其事”,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利万人”。如此等等,无不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上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32]春秋时期齐国南史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愚直”;刘允济视财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幾“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而著《史通》[33];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