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①。很多以新史学为名的史著,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一个所谓新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再多，实质上无助于史学的进步。正如严耕望所批评的那种史学取向：“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②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成了新的教条主义”③。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势引力作用下，“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④。晚近以来的史学发展多染此习尚，竟有束书高阁，游谈无根之流波。新时期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新清史等为我们画出了一条着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
为何“求新”,何谓“求新”,又新在何处，在新的概念、新的名词、新的术语之外，有多少超越被视为“旧史学”的学理成果，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