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直书》《曲笔》等篇，是从制度、代表作和史书表现形式、撰述原则等综合因素构成的史学学术史的先驱之作。从《史通》的内容来看，它是一部“商榷史篇”、“区分类聚，编而作之”[4]之书，也是一部史学学术史著作。而《隋书·经籍志》史部之分类及其大序、小序，则可视为史学著作类别的区分及其思想旨趣的史学学术史论纲。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的作者认为，史官应是“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5]。这样的要求，无论是对于史官在史学学术史的地位，还是对于史官参与史学学术史的撰述，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刘知幾所说的“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6]，表明史官制度和修史传统的存在，使史学学术史（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史）的撰写成为可能。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有关制度和前贤的有关思想，都值得我们去反复认真思考。
上述不同形式的史家传记有几个特点：一是古人居多；二是传文出自后人之手；三是学术评价没有传主的参与。但它们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重要参考价值，却是后人所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