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要说，某些人所谓“信念”，如堕胎是不当的，并不真是一种信念，它可能是一种意愿——即要反对堕胎。而所谓“信念”（堕胎是正当的）可能是一种支持或实行堕胎的意愿。我需要一种信念的理论，它不依赖于我们口语中所说的“信念”，我认为，可以把所谓“伦理信念”的差异更好地阐释为终极态度或意欲的差异。或者说，在许多情景中，我更愿意这样以为。也许情况是这样的，有时，伦理的“应该”陈述可以用纯粹的认知术语来阐释。例如，在阐述像珍尼·迪恩斯这样的人所做的“应该”陈述时，我们可能参照《圣经》中“十诫”所指控的事实。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人的陈述也是伦理的，因为他愿意遵守既定的戒律，不管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还是对地狱的怕。
因此，我希望不要分析信念，而是做些比较。根据F.P.拉姆色（Ramsey）和D.M.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的观点，让我们来比较信念和地图。拉姆色说，“信念的最初形式是地图……我们依靠它前行。”我将忽略“最初形式”所暗示的区别。拉姆色关注的是信念与实践的关系，而“我们依靠它前行”区分了对一个主张的坚信和仅仅是对一个主张的考虑。无论如何，许多事实的信念在实际做决定时作用甚小或无果而终。例如，对夸克的信念或对贺拉斯未发现的手迹的信念。即便这样，人们仍得作出一些理论决定，如，是否维护适应的主张，是否把它们整合进我们的体系网络，作关于夸克的论文或写关于贺拉斯的书是否值得，等等。其间的差异就如一张西藏地图——尽管我们从未打算去那里，或与西藏人有任何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交往——和斯蒂文森（Stevenson）《金银岛》中那座神奇的海盗岛地图的差异。无论如何，在讨论伦理学时，对那些与实践相关的信念，我们有一种天然的特殊关注，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高度理论性的，如关于铀235裂变的信念或关于氢混合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