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谈刘庆璋教授、蒋述卓教授、李春青教授、林继中教授,他们都是近年来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早期耕耘者,他们或在学理上试图建构一套话语理论,或是在实践操作中运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操作,都对“中国文化诗学”的形成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一方面,审美仍然是中心,语言分析不能放弃,但它不把文学封闭于审美、语言之内;另一方面,也不是又让外部政治来钳制文学,文学的某种“自治”的程度必须保持,“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文化诗学”作为一种实践方法在我国的提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担负着解决现实文论的各种难题,担负着民族传统诗学的钩沉激活,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向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融通对话的态度立场。作为一种“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文化诗学”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