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赫金其实是在代表“白银时代”思想文化界对奥波亚兹们发言。此时的巴赫金的立场，既不同于形式主义者即奥波亚兹们的立场，也不同于当时盛行其道的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种忽视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过分关注作品的阶层、阶级和党派特点的倾向。[92]此期以梅德韦杰夫名义出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可以认为即代表了以巴赫金为首的涅维尔小组的学术立场和基本观点。巴赫金们认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们漠视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横亘的中间环节，而“一下子跳过两个环节，企图直接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去了解作品，把它假设为意识形态创作的唯一的东西，而不是去确定它在社会经济环境中首先是与整个文学和整个意识形态视野在一起的，是它们的不可分割的成分”[93]。巴赫金指出：庸俗社会学家们“常常对意识形态环境的具体一致性、独特性和重要性估计不足，过于匆忙地和直接地从个别的意识形态现象转到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上去。……认为某些从意识形态世界截取出来的作品在其孤立情况下直接决定于经济因素，就像认为在一首诗的范围内韵脚与韵脚的配置、诗节与诗节的配置是由于经济的因果关系直接起作用一样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