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哲学上肩负着的一个必须完成的重大而艰巨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146]，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和解释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范式和理论框架，绘就一幅如何进行革命的思想蓝图，创制一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哲学逻辑，或者用一句现在时髦的用语来说，就是提供一个能够深刻阐明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一句话，就是形成和提出一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线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思想创造和理论智慧，实现和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哲学任务和理论使命。他精心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它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以其特有的哲学范式、理论框架，以经过他创造性使用的中国语言和表达方式，塑造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结构，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就《矛盾论》而言，毛泽东通过阐发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这一“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特别是通过详细发挥矛盾特殊性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矛盾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批判、消解、打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无坚不摧的辩证法的武器，一个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47]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哲学思想所做的创造性的说明和发挥，在于他进一步阐明和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理论中的实质与核心地位，认为矛盾法则作为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阐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它们的根本分歧或对立就在于是否用矛盾的观点去认识和看待世界；明确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深刻地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毛泽东高度自觉地建立起矛盾法则与方法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谆谆教诲和提醒中国共产党人，矛盾法则作为一种世界观，同时更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分析方法。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都是把矛盾法则的重大方法论意义提高到空前未有之高度的为数不多的政治领袖和职业革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