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只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2]。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涨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