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把问题转到中国来。在恩格斯说了上述这些话的一百多年后，李泽厚首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6），随后又在《乙卯五说》（1999）中的《说历史悲剧》中提出“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理论，用以解答、阐释当代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李泽厚先引了庄子的“同与禽兽居”的回归原始的理想，接着说：“历史上好些批判近代文明的浪漫派都喜欢美化和夸张自然（无论是生理的自然，还是生活的自然），认为‘回到自然’才是恢复或解放‘人性’。比起他们来，庄子应该算是最早也是最彻底的一位。因为他要求否定和舍弃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状态，无知无识，浑浑噩噩，无意识，无目的，‘居不知所行，行不知所之’，‘生而不知所以生’，像动物一样。庄子认为，只有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但历史并不随着这种理论而转移。从整体上说，历史并不回到过去，物质文明不是消灭而是愈来愈发达，技术对生活的干预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如此。尽管这种进步的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困难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中进行，具有悲剧的矛盾性；这是发展的现实和不可阻挡的必然。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深刻论述过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程那样。”[26]这里已经提出了历史进步过程中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命题，在十余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中矛盾的呈现，更激发他对这个命题的深入思考，撰写了《说历史悲剧》一文，就更明确地提出和阐发了他的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论题。这篇文章开篇就提出“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历史前行为何是悲剧的呢？李泽厚说：“数千年来，科技（生产力的核心）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的确带来了各种‘机事’和‘机心’，这也就是社会组织和思想智慧，从而带来了各种罪恶和肮脏。特别是20世纪空前发展的科技和组织，带来的正是最大规模的犯罪和屠杀。揭露、谴责这种历史‘进步’带来的各种祸害和罪恶，如环境污染、人心异化、核能杀人，等等，早已满牍盈筐。但一切高玄论和道德义愤似乎无济于事，历史和科技依然前行，今天克隆牛羊，明日‘制造人类’。”[27]这样一来，李泽厚就认为“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历史的发展陷入了一个困境，所以他又说：“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范围内就不一定合理了。”[28]同理，在历史主义范围里认为是合理的，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就不一定合理了。这就是李泽厚的社会发展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命题以及理由。应该说，这个论点不但对于现实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困境有解释力，对于过去的历史也同样具有解释力。当历史学家或历史题材文学家书写历史的时候，就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流行的对历史人物所谓“三七开”、“倒三七开”这种价值判断，完全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