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移民社会中，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能有不少额外的公共费用，这就势必使继承式宗族得到强化。有些族产较少的继承式宗族，也明确规定，“凡公欠、公借、公事、公费，俱作三股半支理，不得互相推诿”191,“三股园业界址、大租及上手不明，倘若与他人争占，费用银项俱照三股均摊”1921。在此情况下，即使没有设立相应的族产，族人之间也有不可分割的连带责任，因而仍有可能形成功能性的宗族组织。在族产较多的继承式宗族中，往往同时设立若干不同形式的“公业”,其具体用途各有既定的范围。例如，乾隆元年的林氏《阄书》记载：“轮流公业草地一所，土名海丰庄及柯元庄，内糖廊三张半，共牛三十八只，言约每人各掌一年，周而复始。当年之人除与张家租粟一项外，其余租粟听当年收入，三人不得与分。其租课、采杂及衙门所费并春歌韶舞、门户等项，俱系当年抵理，不得□□三人。糖租一项，年该抽糖四万七千一百斤，内扣除七千八百五十斤付当年之人与张家清算，其余三万九千二百五十斤，不论价值高低，每百斤估定价银七钱，共计银二百七十四两七钱五分。内扣除纳车饷及差承银二十五两外，尚剩银二百四十九两七钱五分，作四份均分，每份应得银六十二两四钱三分，金约抽糖完日对当年之人取起，不得刁难。……赡老公业另登在簿，尔等可轮流收交我用，异日充作祀典。”[1931林氏的“轮流公业”主要用于各种公共事务，“赡老公业”主要用于祭祖及赡养老人，另有直接按房分享的“糖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