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保护，只要他们服从上帝的命令、听从牧首的话并支持教会，历代统治者就会让俄罗斯走向繁荣昌盛。直到革命时期，教会和国家的联盟都坚不可摧。沙皇随身携带《圣经》。但西格蒙德·冯·赫伯斯坦惊讶地记述道，神父要服从世俗判决。沙皇只需寥寥几笔，便可以让不顺从的牧首卸任。1551年，同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伊凡四世主持了一个宗教会议，他禁止修道院接受遗产捐赠，以遏制庞大的教会资产进一步扩张。
伊凡走向极致的独裁统治，这给俄罗斯留下了未来统治者的典范，同时也留下了沉重的负担。他甚至把贵族看作自己的“仆人”。他的继任者们像他一样统治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这里就像一个庞大的庄园。他们与贵族结盟共同对付人民，最终，民众更习惯于对人进行严酷剥削的机构和它们钳制众生的秩序，也没有动力追求不可估量的混乱的自由。这样一来，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这个帝国，在思想上不懂变通，又没有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世俗科学，更谈不上实现技术创新的能力。直到18世纪才出现“现代”的知识分子。困扰拉丁欧洲的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争论完全没有出现在莫斯科公国，古老的典籍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像外交官费多尔·卡尔波夫（Fedor Karpov）这样懂得鉴赏荷马、西塞罗、奥维德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物，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少见。俄罗斯文学遵循拜占庭传统，几乎全是学识渊博的僧侣的著作，它们讨论宗教主题并用精致的修辞手法讲述圣徒、英雄和王侯的生活。能与拉丁欧洲标准相当的批判史学完全不见踪影，俄罗斯的编年史家在莫斯科的崛起和王朝的辉煌中找到撰写史书的目的和顶峰。1550年前后修订出版的《治家格言》——一本写给家长的书，指导东正教徒的家庭生活——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绘画领域也保留拜占庭风格，显示个人特征的肖像到17世纪末才出现。对西方的开放则缓慢进行。尽管莫斯科渐渐从半个欧洲获得了技术和学识，对外贸易在增长，人口也在增加，但经济模式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在中世纪晚期，人们的货币仍是皮毛而不是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