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代表性的主要案件如下：
《孙嘉淦伪奏稿案》
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主要内容是批评乾隆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奖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此案文诬谤朕躬，全属虚捏。”他命令负责追查此案的侍郎钱陈群“不得存稿，若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现，并尔子将不保首领”。他下令各省巡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炮制者和传布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就逮捕了疑犯二百八十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认为“毋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乾隆读后勃然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遭革职服苦役处分。自此无人敢谏。
在连续追查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报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伪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总之，因此案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裁决，亲属照便连坐。办案和审讯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适让、知府戚振鹭等俱被革职拿问，交刑部论罪；连两江总督喀尔吉善、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