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爱设想，如果济慈不是英年夭亡，他的成就该未可限量。也许他会超越少年时代对感官经验的迷恋，进而展示知性的深度。也许他对丁尼生、爱伦·坡，甚至法国象征派诗人会有更博大、更微妙的影响。也许他会抛弃希腊神话的那一套道具，用他“神来的妙手”（magic hand of chance）去把握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类的惨淡现实。济慈生前确也写过几首像《赋于利·亨特先生出狱之日》一类的诗，但毕竟是例外之作，而前述之诗也天真过分，几与政治无涉：
他遨游斯宾塞的堂上和林间，
采摘魔幻的花朵；他伴随
无畏的弥尔顿飞越天上的田园；
他真纯的天才欣然高飞
向自己的天地……
尽管如此，年轻的济慈自己也明白，在臻于成熟之前，还有漫漫的长途要走。他在一封信中说：“少年的想象是健康的，成人的成熟想象也是健康的，但是两者之间隔着一段人生，在这时期，灵魂恒在骚动，性格不稳，生活方式无定，前途渺茫：乃有感伤之情。”他又曾说：“诗要惊人，有赖美妙的放纵，而不赖怪诞。”这样的区分，岂非创造的想象与无聊的幻想之别？我想济慈“美妙的放纵”（fine excess）一说，也许是从莎士比亚的“美妙的疯狂”（fine frenzy）得来的灵感。《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景，雅典公爵忒修斯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