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德、赛两先生其实都落实在“思想”上，这正是五四人的观念。前者体现在白话与文言的论战，“其历史上的意义是文学革命的成功，‘德谟克拉西’在中国思想界的抬头”；后者则体现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其历史上的意义是实验主义的抬头，‘赛恩斯’先生的绍介成功”。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而且这些“精神”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这大概才是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许多人下意识中那不言的“科学”，其与“格致”一线的科学发展的关联反而相对松散。在时人眼中，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和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同为近世最重要的“科学方法”。
有意思的是“科学”在中国这两大分支取向虽然不同，却皆是“历史的方法”——“实验主义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辩证法唯物论是用唯物史观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而其贡献也具体落实在史学——“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辩证法的唯物论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在史学方面”，即以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社会史。“《古史辨》的贡献是在破坏伪古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目的在建设真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