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接受伦理真诚的优先性，那么只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我们为何还要在乎别人的生活多么良善呢？我们为何应当努力说服那些只认为财富和权力有价值的人重新思考一下，他的物欲至上的信念是否健康呢？答案可能存在于似乎非常抽象的仁爱之中：我们相信人应当过更良善的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做到真诚，即使他们在新生活中得到的满足小于他们从过去的生活中所得到的。这一优先原则没有提供理由说明我们为何不应当以那种方式，例如用说服和典范去改进人们的生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原则提供了更积极的理由，说明仁爱为何应当采取那种形式。因为我们怀疑物欲至上的人和厌世者终究不会认为他们过的是充实而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怀疑他们的伦理意识总有一天会揭示出他们的生活是贫乏而无益的，尽管这一天可能来得太迟。我们还知道，真诚在一定范围内是个程度问题：就算他们现在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成功，所以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可以把生活和信念更为成功地统一起来，即使存在着不同的信念。
但是，真诚的优先性是否因此而建议一种较之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更为深层的家长主义形式呢？我这里想到的是文化家长主义：应当保护人们不去选择那些浪费人生的或恶劣的生活，但不是通过刑法中直截了当的禁令，而是通过教育中的限制和机制，从人们的观点和想法中剔除那些坏的选择。人们在文化真空中无法做出有关如何生活的决定。他们要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根据各种可能性、典范或建议，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回应。那么，我们为何不应尽力使这种文化环境更加健康，使其符合在决定如何生活时受其影响的人的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