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也是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尤其是王小波、李顺提出的“均贫富”革命口号，使得不少官僚地主在家乡打出了“慈善”的招牌，以招揽人心，安定地方秩序。如范仲淹就在苏州设置“义田”[108]，成效最著，闻名遐迩。其后闻风而起者，如吴奎[109]、何执中[110]、韩贽[111]等，不一其人，形成风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是接受了当时新儒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俱是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官僚，出于对封建秩序的忠心拥护，想用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其中也不乏为了欺世盗名而专做表面文章的狡诈之徒。《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振恤》记载：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縻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像蔡京这种臭名昭著的奸臣，居然也会大发善心，行施救济，足见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已到不得不采用这种手段的地步。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其救恤运动的本质虽是带有欺骗性的，但它对宋代皇权统治的维持也起了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