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碰到诸如职业选择这样的复杂抉择之时，则情况就根本不是与实用的问题相关了。想进入出版社管理阶层的人，或许会考虑，是先做学徒还是直接进大学深造更合乎目标。但谁要是连他到底想干什么都不清楚，则他所面临的便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于是对职业及所学专业方向的选择便与一种意向的问题相关，或者这样的问题：他对什么感兴趣，什么样的活动或许能使他得到满足等。这一问题越是严重，它便越是尖锐地关切到这样一个疑问：他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且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谁要是在关系到生活的重大决策上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最终便会询问，他是一个和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日常不重要的选择决断，是无须作论证的。对喜欢什么样的汽车或毛衣这样的事，是没有人追究自己或他人的责任的。而“重要的”优先考量，我们依照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之为这样的价值：它们不仅涉及偶然的爱好、意向，而且关涉一个人的自我理解、生活方式和品格。它们与该人自己的同一性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状况便使得有关生活的决定不仅赢得了其重要性，而且还赢得了一种关联。通过这一关联，这些决定不仅产生了被论证的需求，而且也得到了进行论证的能力。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重大的价值方面的决断是当作善的生活中的现实的问题来处理的。一种不适宜的决定——找错了对象或选错了职业——会导致生活的失败。在此意义上不仅致力于可能性及合目的性，而且亦致力于善的那种实践理性，便是在伦理学领域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沿袭古典的语言用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