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和禅悦之风两大思潮相并流,促进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成为主导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意识的理学兴起的先声。这种文化结构上的调整,反映了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内重现一统局面的要求。宋明理学的构建正是适应这种变化而兴起的。
中唐以来,文化结构上的调整对当时社会的变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援佛入儒、糅道入儒,佛、道思想的精华为儒学所吸收,进而推出新的统一文化意识的儒学新体系,所以隋及唐初统治者所确定的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统治政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统治者对于佛教所起的教化作用和与儒学共佐王化的需求减少,而佛教势力与封建统治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却日趋激烈,最终导致了唐后期的武宗会昌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的抑佛运动。会昌灭佛和世宗抑佛之后,佛教进一步衰落,更不能与儒学相抗衡,这就为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从三教并重到将理学定于一尊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这种文化结构上的调整,还对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产生影响。中唐以来,社会的开放性逐渐减弱,盛大、热烈、欢快、明亮的文化局面逐渐趋向灰暗、压抑、衰弱、敏感的色调,封建统治的内敛性也逐渐增强,社会开始走向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