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修道院的时候，多博纳先生被迫离开了阿讷西，因为地方长官大人认为他同自己的妻子有染有伤大雅。这其实就像是“园丁的狗”[5]一般，因为尽管科尔维奇夫人很可爱，但他同她夫妻不和，山外人的怪癖[6]又使她对他毫无用处，于是，他便粗暴地对待她，两人只好分居。科尔维奇先生是个无耻小人，阴险毒辣，狡猾奸诈，因为树敌太多，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报复自己的仇人是唱歌：多博纳先生写了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把剧本寄给了瓦朗夫人，她让我看了剧本。我挺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产生了写一出剧的幻想，以便看看我是否果真如该剧作者所说的那么蠢。但是，直到我到了尚贝里之后，才实现这个愿望，写了《顾影自怜》。因此，我在该剧本的序言中所说的，我是十八岁时写的它，那是瞒掉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却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我已经忘了的时候，社会上却是风言风语的。我每周有一天可以外出；我无须说出我利用这一天干些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妈妈家里，与妈妈房子相连的方济各会的一幢楼房着火了。这楼里有个炉灶，还有堆得满满当当的干柴捆。转眼间，全烧着了。妈妈的房子很危险，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大家赶忙往外搬，把家具搬到花园里。花园正对我以前住的房间的窗户，在我所说的小溪那边。我慌了神，便把拿到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全都扔出窗外，甚至把一个大石臼都扔了出去，要是平时，我连抬都抬不动的。要不是有人拦我，一面大镜子也要被我扔出去了。善良的主教那天也来看望妈妈，他也没闲着，他把妈妈拉到花园，同她以及所有在花园里的人一起祷告。我因为来晚了点儿，看见大家都跪着，便也像他们一样地跪了下来。在主教祈祷的过程中，风向变了，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及时，以致盖住房屋而已经蹿进窗户的火苗扑向院子的另一边去了，房屋丝毫没有受损。两年后，贝尔奈先生去世了，他的老会友——安多尼会修士们开始收集能够有助于他的列真福品的材料。我应布代神父的请求，把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作为见证加进这些材料里去，这是我做得对的；但我做得不对的是，把这件事说成了一个奇迹。我看见主教在祈祷，而在他祈祷的过程中，我看见风向变了，而且变得很及时，这就是我可以说和可以做证的，但是，这两件事中一件是另一件的原因，那我就不该说死了，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可是，就我记忆所及，我当时是真心实意的天主教徒，我没有胡诌瞎说。人们心中极其自然的对奇迹的喜爱、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景仰，以及我也许以为自己对这奇迹的出现有所贡献的那种内心的骄傲，促使我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一奇迹确因最热烈的祈祷所致，那我完全可以说是我有一份功劳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