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推断是有一些证据支撑的。1986年，在日本京都附近的一个地方出土了一枚铜镜。在这个铜镜上面标着年号，这个年号是“景初[74]四年”。这就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景初”这个年号没有四年，这个年号很短，转眼即过。换句话说，这铜镜很可能是由吴地、长江下游的工匠，东渡日本以后到日本铸造的。因为他在日本，当时既没有微信，也没有手机、网络，不知道在中国年号已经改了，以为还是景初年。所以他就延续景初年号往下数，在镜上刻“景初四年”，实际上景初没有四年。这是一个重要的痕迹，因为如果是日本工匠铸的，他不大会用景初的年号，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中国去的工匠铸的，他还记着自己故国的年号，但是他应该已经跟故国隔断了，他不是在中国铸的，如果在中国铸造，不知道景初没有四年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中国长江下游，也就是吴国的一些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凭着自己的技术去铸造铜镜。
根据日本古文献和书籍的记载，中国南朝的一些陶工、缝衣工也到了日本。通过从日本出土的一些陶俑身上的服饰等，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考古发现现在还证明，本州、九州这些地方的建筑也受到了中国一些木构建筑的结构性的影响。我们在前面讲中国和百济之间的汉字文化交流的时候，讲到过百济有一个博士叫王仁，他在公元405年就已经从朝鲜出发到达日本，还带了《论语》去。王仁到了日本后，就教当时日本一个叫稚郎子的皇子《论语》，还教他《千字文》，这是日本人学习汉文最早的记载。而根据《宋书·蛮夷传》的记载，在宋顺帝升明二年，也就是公元478年，当时的倭王派遣使节到中国，使臣带来的表文已经纯粹是汉文的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仅仅过了六七十年，日本掌握汉文的程度就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