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排人来保护奇美拉。这么做本来就很正确，免得媒体发现她的存在后蜂拥而至。
我回到办公室，在医学文献库里查了查麦克伦堡，发现她署名的论文只有六篇，而且全都写于二十多年前，全都与胚胎学有关，但（就我能理解的充满术语的摘要而言，其中充满了“透明带”和“极体”）没有一篇明确地提到奇美拉。
所有论文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圣安德鲁医院的人类早期发育实验室。照例与秘书和助理你来我往了一番之后，我终于逼着他们把电话转给了麦克伦堡当初的一名论文合作者，亨利·芬戈尔德博士，他看上去又老又弱。麦克伦堡的死讯引来了一声悲叹，但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惊讶或痛苦。
“弗里达在2022年还是2023年离开了我们。从此，除了偶尔在研讨会上碰面，我就没怎么见过她。”
“离开圣安德鲁医院后她去了哪儿？”
“某家商业公司。她对此语焉不详，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找好下家。”
“她为什么辞职？”
他耸耸肩。“受够了这儿的条件呗。薪水低，资源有限，官僚作风，还有伦理委员会。有些人能学会适应这一切，有些人做不到。”
“你对她离开后的研究有什么了解？她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后来还做不做研究了。她似乎不再发表论文了，所以我真的不清楚她都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