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114]
郑樵的史学批评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郑樵也说他的批评，其用意是要打破那种“经既苟且，史又荒唐”[115]的局面。他又说，他非好攻古人，其批评用意在“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使是非不杂糅其间”[116]。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两宋的史学思想都是中世纪史学思想的一个大的发展，在理学浸润的学术氛围中，郑樵的史学是独树一帜，坚持实学的主张，具有反理学的意义。
第五节　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金石学。何谓金石学？刘节先生说就是现在的考古学的一个门类，也可以说是现在考古学的前身。“金”主要指殷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往往都有铭文。“石”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郑樵在其《通志·金石略》中讲：“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唯用石刻。”不论是刻于铜器上的金文或刻于石碑的石刻，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有些可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有些可以证历史记载的谬误，有些实物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古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