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巴金对罗伯斯庇尔的抨击要严厉许多。他通过小说《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对这样一位“严厉的，公正的，不腐败的，意志力坚强到极点”的“正人君子”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和嘲讽：“他已经在二千七百多个人的处刑单上签过名了，这二千七百人的生命并不曾引起他的怜悯。”法国人民愤怒地抗议说：“我们需要的是面包，你却拿人头来喂我们。”——作家在这里实际上是站到他一以贯之的人性立场，对一切丧失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英雄”们表达了极度的愤慨。表面上看，罗伯斯庇尔绝对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至死都忠诚于自己的“革命”信念，然而在他短短几个月内处死的两千七百多人中，竟有两千一百多名穷苦百姓。他哪里是在为共和国清除敌人？实际上他是在以“革命”和“共和国”的名义排除异己，抓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作家认为，道德与杀戮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结合，他想用恐怖维持他的“革命”，结果却几乎毁灭了革命。巴金甚至在《丹东的悲哀》中，通过丹东之口这样谴责罗伯斯庇尔：“这个禽兽真可怕！冷冰冰的，完全不像一个人，只像一副机器，一副杀人的机器。”客观地说，“罗伯斯庇尔并不是一个坏人，如某一些右倾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不腐败的重视道德的人”。[4] 然而他的错误就在于对自己过于迷恋与崇拜，他迷恋自己到自认为“绝不会犯错误”的疯狂程度，这徒然给历史留下一个荒唐的笑柄。在巴金看来，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以“革命”的名义，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恐怖与专制政治，那就绝不是真正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