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直到腰斩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为时已晚。如果一直纵狗猎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干馍，喝糊糊，听梆子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看着法场上像砍玉米秸秆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亲属的尸首。
他杀了一辈子人，如今，轮到他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结尾处，写到了这次残酷屠杀。“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所谓“三族”，按《后汉书·杨终传》：“秦政酷烈，违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明白为他权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价。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与其父子同时同地遭到屠灭。
这位法家（按“文革”时的封号），当他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时，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场面，大概唤醒了他早已泯灭的人性，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这个残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就以指鹿为马的赵高对他的处置而言，人，只有一死，施以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于市），已经足够死上好几次，而且最后还要剁成肉酱，又如何再来进行腰斩？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没准还是他任廷尉那阵颁行天下的呢！想到这里，他也只能没屁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