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仁慈还有其他的后果，对此尼采并未探讨。无价值的危机意识也可能导致罪恶的向外喷射；恶、失败现在被等同于某些别的人或群体。我问心无愧，因为我与他们相对立，但我能做什么呢？他们妨碍着普遍利益；必须清除他们。在政治风景线的极端，这变得尤其刻毒，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与伦比的深度探讨了这种方式。
就像他那个时代一样，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年轻人被推向政治极端主义，有时是出于真正可怕的状况，但也出于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的需要。由于无意义经常伴随着罪恶感，有时他们就呼应强势的极端化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靠跻身于与黑暗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行列，人们发现着纯洁感和方向感。对对立面越是不妥协，甚至暴力地对待之，两极化就表现得越绝对，远离罪恶的纯洁感就越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就是有关现时代的伟大文本之一，因为它揭露了普遍的爱和自由的意识形态赖以点燃仇恨之火的方式，这种方式向外指向无法再生的世界，产生着毁灭和专制主义。
由全部这点引起的问题是，就继续忠诚于我们的正义和仁慈标准而言，我们的生活是否超越于我们的道德手段？有没有对我们来说仍是可信的看着好的方法，它们有足够力量支撑这些标准？如果没有，限制它们既是更诚实的，也是更谨慎的。在这种关联中，我在第十九章简要地提出的问题就再次出现了。自然主义的看着好——它转而排斥宗教对自然的中伤——从根本上说是寄生性的吗？这或许有两种意义：不仅它通过排斥所谓的否定来获得其肯定，而且对其普遍仁慈来说，原初的模式就是圣爱。在它竭力废除了宗教死亡时，它怎么样才能幸免于难呢？当“诽谤”过去后，肯定能否继续存在呢？